调整政校关系就是“放权”

　　王成洪（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副局长）：传统的政校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，突出的表现是政府力量强，学校力量弱；政府是领导者，学校是被领导者；政府是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，学校只是使用者和看护者。
　　在这种关系中，政府是主动的，学校是被动的。千校一面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政府必须主动出击。
　　政校关系调整说到底就是“放权”。教育主管部门要见机行事，量力而行，逐步让学校权力归位，让校长权力到位，让学校依法自主办学，独立承担法律和社会的责任。
　　潍坊市的经验是：减少对学校的干扰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做出表率。学校的负担相当一部分来自教育局直属的事业单位，教育行政部门要转变直属事业单位职能，引导其为学校服务。经过职能调整，潍坊市已经全面取消了这些单位面向学校的行文权、召开会议权和达标验收权。
　　同时，改革中小学人事分配制度，把对教师的聘用、考核、分配权还给学校。
　　推行校长职级制，把副校长的提名、聘任权交给校长，主要的成效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：一是淡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，校长参加会议少了，在社会上的工作也少了，不用搞协调了，思考学校内务、跟师生深入课堂的时间也就多了；解决了校长只能上不能下、交流难的问题，原来是努力当上校长，现在变成努力当好校长；校长提名聘任副校长，目前在多数学校仍停留在形式层面，但起到了换药不换汤的奇效，学校的团队意识提高。
　　改革经费分配制度，让学校拥有更大的经费使用权。我们在部分学校进行了按在校生数量核定教育经费的拨款机制，虽然没有大面积推广，但是对它的前景寄予厚望。在这种拨款机制之下，教师是通过教育劳动换取报酬的，报酬多少由服务对象和服务质量决定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，没有老师就没有学校，没有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所以以谁为中心，谁为谁服务，谁为谁负责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　　“五还给”理念解放学校

　　徐江涌（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副局长）：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颁布的《关于加快青羊区教育系统基层民主政治进程的决定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三权分管，即人事任免、财务签字和基建管理权三个核心权力交给三个班子分管，避免权力过分集中；推行三务公开，党务、政务、校务分给副手，还建立了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；推行三会开放，党委会、局务会和班子民主生活会要定期开放。
　　在青羊区，校长要公选，学校干部三分之一不满意的校长就要调整或者撤职。这是一个指标，不是绝对，三分之一是一个红灯，根据其他的考核一并考虑。最近有一所学校的副校长就被撤职，到另外一所中学担任普通的老师。
特别要讲的是，教育局科室的干部也是公推直选，而且现在学生干部的竞聘、学校的评优都要通过票决制和公示制。学校社团实行自主管理，老师由学生投票评选星级教师，由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轮流当一周执行校长。这些做法调动起了全校师生的积极性。
　　在教育局有一条标语：“宁愿自己千万苦，不忙学校一事难”，推进民主过程中，单单出台制度是不够的，民主制度是很重要的推动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都在搞示范课、研究课，大家在听课、说课、点评，唯独很难看到学生对那堂课的评价，就像了解对菜品的评价，却不去问食客。这是很荒唐的事。因此，我们提出“五还给”理念：把课堂还给学生，把教改还给教师，把学校还给校长，把质量评估还给专家，把教育评价还给社会。这实质上是对学生、教师、校长的解放。

　　讨论

　　放权不是放任自流

　　褚宏启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）：建设现代学校要处理好学校与政府的关系，大家总的想法是给学校放权。我想，给学校自主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，更好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，促进学生的发展。
现在一些地方出现这样一种说法：放权了，学校自主权大了，政府就是为学校服务了，对学校就不管。这种看法我认为太极端，因为从政府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来看，政府对学校放权了，同时也下放了义务，因为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，学校对这些义务履行得怎么样，政府部门有权进行监管和控制。
　　喊学校办学自主权喊得最多的是重点学校，他们希望政府一点都不管。而这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。
　　政府对学校放权以后，政府对学校的管制也同时加强了，不能只是单方面的放权，不然必然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不均衡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。因此，具体的学校管理环节，政府可以放开，但同时对有关方面还要强化。
　　从政府的形象来看，政府该做的不做，做了不该做的，政府就很昏庸。但不能把政府妖魔化，学校和政府一样，也存在很多的机会主义行为，甚至出现违背教育精神、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学校也需要反思。
　　政府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：一是面向整个区域，构建一个教育体系；二是设计教育制度，制定教育标准，保障教育条件，提供教育服务，监管教育质量。

　　需清晰界定政校职能

　　李轶（北大博士后）：当前政校关系的特点就是乱。既不是放权也不是集权，既不是政校合一也不是政校分离，想分就分，想合就合。
　　当前政校关系的核心内容分为五个方面：一是对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、调控；二是投资办学，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建立学校；三是经营管理，政府包办学校的事务；四是行政执法，按照法律的规定，检查监督学校的行为；五是专业服务。
　　下一步的改革，必须把这五类事务和职能进行比较清晰的界定，然后调整。

　　改革实践更可贵

　　杨东平（２１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）：对于有效的体制改革或者是教育行政改革的认识，有这么几个来源：一是理性主义，从政治学的理论、原理、运作、教育的本质推出来的一些逻辑；二是比较，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的；三是实践，在中国现实制度环境和现实的国情当中生长出来的，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、创新、有所改变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三者都很重要。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中，来自实践的改革是特别重要、特别难能可贵的。中国所有的难题在地方上都有解决的办法，只是我们没有总结、发现、宣传、推广。

　　反思

　　根本关系没有理顺

　　李楯（清华大学教授）：我感觉成都和潍坊的经验中有些东西非常好，但不可能普遍实行，因为教育有很多根本的关系没有理顺。不管是哪个地方，潍坊也好，成都也好，都是教育局想做这件事才做，学校想做这件事基本上不可能。
　　中小学改革缺少一种制度性的保障，领导想改就改，想不改就不改；领导说可以让一点权就让，想不让就不让。

　　“法人”名不副实

　　申素萍（人民大学副教授）：我们的学校从成立之日起就具备法人的资格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法人的名，没有法人的自主权、财产权、人事权，却有独立的民事赔偿责任。这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反差，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　　国外相当多的公立中小学是没有法人地位的，甚至连大学都没有。

　　学校是专业化机构

　　毛寿龙（人民大学教授）：学校是专业化的机构，专业化机构的权威等级和政治的权威等级是不一样的，政治上都是平等的，而在专业层面是不平等的。跟董事会议上钱多就说话有分量一样，专业化机构知识多、水平高，说话就更有分量。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思考不同组织不同的性质，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治理结构应该怎样设计，以及和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。
　　我们具体运作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，如何实现我们的真正目标，而不是简单实现行政的目标。这都是我们要好好考虑的。